【實務見解掃描】刑事法-欠缺合法告訴之瑕疵治癒


	2018.7月3日【公職王司法電子報第61期】

實務見解掃描

欠缺合法告訴之瑕疵治癒

◎伊谷

壹、問題緣起

甲與鄰居A不睦，二人爭吵拉扯，甲用力推倒A，致A後腦碰及牆壁，輕微擦傷。事隔二日之後，A在家中休息，突然從椅子上傾倒，前額撞及地面，不醒人事，經其父B召救護車送醫，住院治療一個月，A始終昏迷，成為植物人，B不得已將A轉往安養中心看護。B懷疑A之傷勢，與日前和甲拉扯跌坐後腦碰壁有關，隨即以甲涉犯傷害致重傷罪，向警局提出告訴。B嗣後為支應A醫療看護費用，需處分A的資產，向法院聲請裁定宣告A為禁治產人，法院於兩個月內完成A之禁治產宣告，選定B為監護人，擔任A之法定代理人。案件經警局移送檢察官偵查終結後，以甲觸犯傷害致重傷罪嫌提起公訴，惟法院審理結果，認定A之重傷結果與甲之傷害行為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，逕依傷害罪論處甲罪刑。且本案審理中，甲未經選任辯護人，法院亦未指定律師為甲辯護。
問：本案法院論處傷害罪之判決，訴訟條件有無欠缺？法院於程序上應如何處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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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實務見解

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203號刑事判決
又刑事訴訟之基本目的，乃在於實體之真實發現與刑罰之實現，而被告受無罪推定等基本人權保障，並享有受公正、妥速審判之權利，是必須藉由程序正義的遵守，而達致實體正義之實現理想。其中，訴訟條件的充足，屬程序正義之一環，除有特別情形(例如管轄權之有無，採起訴恆定原則，不因其後住居所遷移而受影響)外，通常於起訴時，必須具備，於判決之際，仍應繼續存在，乃控方(特別是檢察官)應盡的義務；倘若有所欠缺，案件不能進行實體審查，法院應為程序判決，終結其訴訟關係，被告可以因此及早脫免於刑事訴訟程序上的負擔，並由此展現出程序正義之遵循。

然而訴訟條件的欠缺，於起訴之後、審理之中，能否加以補正？此於我國，法無明文，德國實務、通說，持肯定說；法國相反；日本戰前採同法國，戰後採同德國，但仍有異說。我國學者間乃有主張訴訟條件之欠缺，究竟應否准予補正，必須調和「法的安定性」與「法的具體妥當性」，經作適當之衡量後，始可決定；倘准予補正反較不許補正，更能符合訴訟整體利益，且對被告亦不致發生不當之損害者，為達訴訟之合目的性，自應許可其補正。蓋此種情形，如不許其補正，必於諭知不受理後再行起訴，徒增程序上之繁瑣，並無實益，故許其補正。細言之，學說上已發展出因當事人未異議而治癒；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而治癒；基於訴訟經濟考量而治癒；及不得治癒之瑕疵等區分。既於學理上圓融合理，在實務運作上，亦合情便民。兼顧被害人權益照料，無礙被告訴訟防禦權行使，實質正義可獲彰顯。

本此，檢察官以非告訴乃論之罪起訴，經法院審理結果，認為係犯告訴乃論之罪，或裁判上一罪，其犯罪事實之一部，係告訴乃論之罪，未經告訴者，仍應許其於起訴後補正(參看司法院院字第二一○五號解釋)，此因檢察官公訴提起之作為，並無可受非難的情形存在，而被害人之權益亦由此獲得適當維護。且此種告訴之補正，依上述司法院解釋，猶不限於第一審，縱是在第二審，亦得為之。

至於告訴乃論之罪，無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不能行使告訴權者，該管檢察官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指定代行告訴人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項固定有明文，此代行告訴制度之設計，本具有充實訴訟要件，滿足公共利益之用意，是檢察官指定代行告訴人之指定方式，並無一定限制。若檢察官偵查結果，認為被告所涉，非屬告訴乃論之罪(例如殺人未遂、重傷害)，本不生指定代行告訴問題；但在案件調、偵查中，如被害人已成年、無配偶，傷重陷於昏迷，其父母不諳法律，基於親情，單憑國民法律感情，向司法警察(官)或檢察官表示欲對於該加害之被告，提出控訴，此情固不生合法告訴之效力，嗣於檢察官依非告訴乃論罪名提起公訴後，審判中，被害人之父母，經人指點，依法向民事法院聲准宣告禁治產，並取得監護人(法定代理人)身分，而刑事案件審理結果，認屬告訴乃論之罪，則先前該父母之不合法告訴瑕疵，當認已經治癒，並發生補正告訴之效果，此部分訴訟條件無欠缺，法院為實體的罪刑判決，尚難謂程序違法。唯有如此理解，才能確實保護被害人，符合現代進步的刑事訴訟法律思潮。

從而，就本案而言，犯罪之調、偵查機關既已開始對被告為相關調、偵查程序，被告並再三就其被訴之涉嫌犯行，進行實體辯論，若因被害人不能行使告訴權，而要檢察官再行指定代行告訴人，或由嗣後成為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，再補提告訴，重起繁瑣之偵查、訴訟程序，委實不合訴訟經濟原則。尤其，告訴期間早已經過，被害人權益豈非受剝奪，實質正義如何彰顯，法的具體妥當性竟被湮沒，其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目的，淺而可見。原確定判決就被告本件傷害犯行，是否經合法告訴乙節，業已論述其所持之法律見解，結論尚無不合，縱與非常上訴意旨所持意見不同，猶不得逕謂違背法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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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分析

過往，關於訴訟條件的欠缺可否補正等問題，實務上其實一向都採取寬認的態度，畢竟，以程序判決駁回的話，一來沒有實質確定力，二來可能會導致被害人的權益未受合理保障，所以實務上才會如此寬認。而本件，最重的問題，就是在被害人變成植物人已無法告訴，雖然其父母有提出告訴，但是被害人既已成年，也就沒有法定代理人的問題，無從依§233Ⅰ獨立告訴。那接下來通常會想到的是，檢察官可以依§236Ⅰ指定代行告訴人啊，問題在，如果檢察官認為這個犯罪是非告訴乃論之罪，不需要以合法告訴作為訴追要件時，那也無指定代行告訴人的必要。麻煩來了，如果以非告訴乃論之罪起訴進入法院，合議庭審理後認為應該是告訴乃論之罪，這時候又欠缺合法告訴，那到底該怎麼辦？最高法院從保護被害人的立場出發，當初父母所提的告訴雖然不合法，但是如果該父母依法向民事法院聲准宣告禁治產，並取得監護人(法定代理人)身分，而刑事案件審理結果，認屬告訴乃論之罪，則先前該父母之不合法告訴瑕疵，當認已經治癒，並發生補正告訴之效果，此部分訴訟條件無欠缺，法院就可以為實體的罪刑判決。這樣的見解，算是對於被害人較為妥善的保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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